南方絲綢之路泛指歷史上不同時期的四川、云南、連接西藏和中國其他南部地區與外界的通道包括歷史上著名的舒深都路和茶馬古道。南方絲綢之路早期通道如何開啟，目前難以考證。根據哈維 s 《緬甸史》、霍爾 s 《東南亞史》等著作記載，自公元前2世紀以來，中國 美國的絲綢從緬甸經印度到達阿富汗，遠達歐洲。

南方絲綢之路的東線從四川到貴州、廣西、廣東至南海的“牂牁道”，或稱為“夜郎道”

南方絲綢之路的中線是從四川經云南到越南和中南半島的交通線，歷史文獻記載為“步頭道”和“進桑道”

南方絲綢之路西線從四川成都經云南到緬甸、印度和中亞、西亞和歐洲地中海地區“蜀身毒道”，是“南方絲綢之路”的西線。

世界中心的不斷轉移是地緣政治力量的轉移，這是由地緣政治決定的。經濟的不平衡增長導致財富的革命，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政治必須為經濟拓展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最早的南方絲綢之路就是基于這一原則探索開辟的。

南方絲綢之路”以四川為基點，從云南分布到緬甸、在印度，大量相同的文化因素被發掘出來這些文化因素不僅包括四川文化，還包括大量的印度乃至西亞的文化因素，這些文化因素早于通過中國西北走出西域的絲綢之路。

因為絲綢之路作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象征，已被中外學者普遍接受，被稱為從四川出發，經云南走出緬甸的絲綢之路、印、巴基斯坦至中、西亞古代中西交通道路如下“南方絲綢之路”簡稱“南絲路”

南方絲綢之路是中國古老的西南地區，穿過四川和云南省，連接緬甸、印，通往東南亞、西亞和歐洲國家的古代國際通道，它和西北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也是中國古代對外交通貿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南方絲綢之路路線圖

從四川成都經云南到緬甸、印度和中亞、西亞和歐洲地中海地區“蜀身毒道”它是歷史文獻記載的最早的中西交通要道，也是著名的“南方絲綢之路”的西線。

南方絲綢之路的中線是從四川經云南到越南和中南半島的交通線，歷史文獻記載為“步頭道”和“進桑道”南方絲綢之路的東線從四川到貴州、廣西、廣東至南海的“牂牁道”，或稱為“夜郎道”

中國是絲綢的發源地早在商周時期，絲織已達到相當水平，四川是當時中國絲綢的主要產地。西漢楊雄曾稱贊蜀錦絢麗多彩，品種繁多，歷代都有發表和采用。《蜀都賦》說，舒迪“黃色細布，一桶黃金”黃色是四川質量最好的絲綢。印度考古學家喬希Josh指出，在古梵文文獻中，所有印度教的神都喜歡穿中國絲綢，濕婆尤其喜歡黃色蠶繭的絲織品。這種黃色的絲綢面料應該就是楊雄所說的“黃潤細布”根據古印度文獻記載，濕婆的出現時間至少相當于中國的商代。這說明中國可能在商朝就與印度有了絲綢貿易關系。

1936年，喀布爾北部發掘出許多中國絲綢，很可能是從成都穿過云南、緬甸、印度和巴基斯坦運到印巴次大陸，再轉運到中亞。《蜀都賦》多次提到“蜀布”等“蜀物”其實是蜀國出產的絲綢，被蜀國商人販運到印度販賣，再轉口到中亞、西亞和歐洲地中海地區。

《史記》記錄在、印、阿富汗經濟文化交流，《史記》裴松之介紹三國時，也提到了《三國志》年的羅馬帝國“有水通益州（四川）

南方絲綢之路

早在張騫開通西域航線，開辟北方絲綢之路之前，西南的先民們就已經開通了從四川成都到云南東部的航線“五尺道”，《魏略·西戎傳》年：秦經常認識吳馳路”，“五尺道”從四川出發往東南走，經博路（宜賓）南廣（鹽津）朱提（昭通）夜郎西北（威寧一帶）味縣（曲靖），至滇池（昆明），繼續向西到俞曄（大理）《史記》年：邛笮、冉彥離蜀國很近，路也很好走秦時為郡縣，止于漢興。漢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漢武帝派司馬相如在銅川積極挖掘南雅安、云南大姚的西昌和瓊、笮、井、駹等西夷地區的“西夷道”所以道過岳西境內“靈關”，故又名“靈關道”，從蜀南出發，經過林瓊（邛崍）嚴道（滎經）旄牛（漢源）邛都（西昌）會無（會理）跨過金沙江去秦歌（大姚），抵達葉榆。打通毒通道后，連接云南、四川 四川 的毒通道，可以暢通無阻。以上兩人在大理會合后向西，經過博南（永平）永昌（保山），由越賧（騰沖）出境入驃國（緬甸），稱為“永昌道”這條路在中國大約有3000公里。一些專家認為這是中國 s較早的對外陸路運輸線，也是中國西南和西歐、非洲、南亞國家運輸線中最短的路線。

唐宋時期，茶馬貿易興起，成為南方絲綢之路最重要的商品，延續數千年，影響深遠，被后人稱為茶馬古道。明清時期的茶馬貿易是南方絲綢之路發展的鼎盛時期，來自不同的口岸和緬甸、印度、泰國、越南、柬埔寨、老撾等國交往日益密切，尤其是云南茶葉、川茶被帶入吐蕃，馬匹源源不斷地供應中原。他們之間物資交流頻繁，文化通過古道串聯，文化形態以商品碎片化呈現，圈內圈外文化環環相扣，所以從南方絲綢之路出現開始就有了多種文化的碰撞、傳播、涵化、變化，由于西南兩端不同文化類型的中間地帶，這里的文化碰撞不僅異常激烈，而且包容和諧，呈現出今天多元文化共存的現象。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云南從邊陲小鎮一躍成為炙手可熱的物資戰略中心，每天都有內地稀缺的生活物資從烽火線上沖下來、武器彈藥、醫療設備，此時南方絲綢之路是開通以來最繁榮的階段，其本身的作用也發揮到了極致，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抗日戰爭后，滇越鐵路、滇緬公路重新通車，隨著現代交通條件的改善，南方絲綢之路214、317、318國道、鐵路甚至航空路線。五六十年代后，南方絲綢之路逐漸沉寂。但是，作為歷史的見證者，南方絲綢之路已經成為文化的基因密碼，融入了經濟、社會、文化、在生活的各個層面，構建了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

南方絲綢之路開通以來，一直連接著中原，連接著南亞、東南亞是佛教向南方的傳播、藏族與地方宗教的交匯，獨特的地理位置，雜居的民族聚居區，構成了獨特的地域文化，這就是中原文化、藏傳文化、東南亞文化與當地民族文化融合的產物。從文化線來說，這些區域是費孝通先生定義的“藏彝走廊”區，也是王明明教授“三圈說”的“中間圈”區域。

一方面，南方絲綢之路位于中央版圖的邊緣一方面，它跨境生活，與當地原住民交換所需物品，語言交流順暢；一方面受中央王朝控制，遠王權控制遠至此，政令暢通有效通過人員交流，儒家傳統文化在這里傳播很遠、商品交換，在整合的順序中，核心、中間、海外三個圈子的文化之間已經有了縱向和橫向的聯系。處于“中間圈”帶內少數民族為主體，但長期與漢族雜居，貿易末端延伸至“核心圈”海外圈”范圍內，構成了“邊緣”與“中心”的互動。

南方絲綢之路是跨國的、多地域、多民族文化的碰撞與融合、排斥和吸收是一種混合物，而不是一個民族的專長。它既沒有復制外國文化、移植或簡單改頭換面，而是本土文化與各種外來文化的碰撞融合，和諧共生，和而不同的復合文化。絲綢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中運輸、茶馬，一路適應、融合，最后移植生根，在不斷適應中變化，不斷創造再生，將圈內圈外的文化連接融合，渾然一體。

考古證據表明，中國 公元前2000年中期，中國古代文明通過西南地區與近東地區的文明進行了接觸和交流，在此期間，文化因素的交流主要通過南方絲綢之路進行。四川云南考古發現的來自西亞的石髓珠玻璃珠，證明中國西南與西亞的經貿文化關系早已發生。三星堆遺址出土的商代銅像和金杖、黃金面具，因為出處既不在巴蜀，也不在中國其他地方，但和美索不達米亞一樣、埃及、世界上類似的文明古國文化形態，如印度，發展方向相同，風格相同，功能相同，在時間順序上也處于相對靠后的位置，所以可能是吸收上述西方文明地區的相關文化因素，再創造而成。

西方考古發現，公元前5世紀在希臘雅典kerameikos的一個墓地中發現了5種不同種類的中國平紋絲織品，編織方法與四川絲綢相同。埃及和歐洲考古發現的中國絲綢，中國考古發現的印度和近東文明，發生了中西文明的交流互動、發展年代上吻合。

西地中海的古希臘、羅馬，已知最早的中國絲綢，是古蜀的產物。所以從中國西南到印度，再從印度經巴基斯坦到中亞和阿富汗，再到西方的伊朗和西亞、歐洲地中海地區和北非埃及，這條路線是中國絲綢通過南方絲綢之路向西傳播的交通線。古代巴蜀絲綢在世界各地的傳播豐富了印度、中亞、西亞、北亞和歐洲文明的內容，而這條絲綢之路的傳播不僅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的經貿繁榮早期的西南地區，也促進了南亞、東南亞、中亞等地的經貿繁榮也有較大影響。

不僅如此，南方絲綢之路對中國西南和東南亞都具有重要意義、南亞的民族融合發揮了重要作用。考古材料表明，自夏季以來、商代羌人經過青藏高原東緣（四川西部）遷到西南，然后這種民族遷徙就層出不窮，一直到戰國時期“因畏秦之威”又一次達到高潮。這些遷徙的民族不僅到達了中國的西南地區，有的甚至進入了東南亞和南亞的東部地區。民族遷徙打通了南北溝通渠道，促進了文化融合。

南方絲綢之路具有世界性的歷史和價值意義，其文化個性和創造精神是不可替代的。這種創意是南方絲綢之路開放精神的必然產物沿線文化是南方絲綢之路沿線各民族民族文化精髓的集中體現，是沿線民族文化的象征，是誠信的象征。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南方絲綢之路的文化逐漸轉化為一種象征性的精神，商隊最終會消失，但這并不意味著文化會完全消失，沿著這條路線行進、博物館茶葉交易的新市場等，都是基于茶馬文化的發展，這些也一定會水到渠成“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不斷傳承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