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絲綢之路泛指歷史上不同時期的四川、云南、連接西藏和中國其他南部地區與外界的通道包括歷史上著名的舒深都路和茶馬古道。南方絲綢之路早期通道如何開啟，目前難以考證。根據哈維 s 《緬甸史》、霍爾 s 《東南亞史》等著作記載，自公元前2世紀以來，中國 美國的絲綢從緬甸經印度到達阿富汗，遠達歐洲。
南方絲綢之路的東線從四川到貴州、廣西、廣東至南海的“牂牁道”，或稱為“夜郎道”
南方絲綢之路的中線是從四川經云南到越南和中南半島的交通線，歷史文獻記載為“步頭道”和“進桑道”
南方絲綢之路西線從四川成都經云南到緬甸、印度和中亞、西亞和歐洲地中海地區“蜀身毒道”，是“南方絲綢之路”的西線。
世界中心的不斷轉移是地緣政治力量的轉移，這是由地緣政治決定的。經濟的不平衡增長導致財富的革命，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政治必須為經濟拓展更廣闊的發展空間。最早的南方絲綢之路就是基于這一原則探索開辟的。
南方絲綢之路”以四川為基點，從云南分布到緬甸、在印度，大量相同的文化因素被發掘出來這些文化因素不僅包括四川文化，還包括大量的印度乃至西亞的文化因素，這些文化因素早于通過中國西北走出西域的絲綢之路。
因為絲綢之路作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象征，已被中外學者普遍接受，被稱為從四川出發，經云南走出緬甸的絲綢之路、印、巴基斯坦至中、西亞古代中西交通道路如下“南方絲綢之路”簡稱“南絲路”
南方絲綢之路是中國古老的西南地區，穿過四川和云南省，連接緬甸、印，通往東南亞、西亞和歐洲國家的古代國際通道，它和西北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也是中國古代對外交通貿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從四川成都經云南到緬甸、印度和中亞、西亞和歐洲地中海地區“蜀身毒道”它是歷史文獻記載的最早的中西交通要道，也是著名的“南方絲綢之路”的西線。
南方絲綢之路的中線是從四川經云南到越南和中南半島的交通線，歷史文獻記載為“步頭道”和“進桑道”南方絲綢之路的東線從四川到貴州、廣西、廣東至南海的“牂牁道”，或稱為“夜郎道”
中國是絲綢的發源地早在商周時期，絲織已達到相當水平，四川是當時中國絲綢的主要產地。西漢楊雄曾稱贊蜀錦絢麗多彩，品種繁多，歷代都有發表和采用。《蜀都賦》說，舒迪“黃色細布，一桶黃金”黃色是四川質量最好的絲綢。印度考古學家喬希Josh指出，在古梵文文獻中，所有印度教的神都喜歡穿中國絲綢，濕婆尤其喜歡黃色蠶繭的絲織品。這種黃色的絲綢面料應該就是楊雄所說的“黃潤細布”根據古印度文獻記載，濕婆的出現時間至少相當于中國的商代。這說明中國可能在商朝就與印度有了絲綢貿易關系。
1936年，喀布爾北部發掘出許多中國絲綢，很可能是從成都穿過云南、緬甸、印度和巴基斯坦運到印巴次大陸，再轉運到中亞。《蜀都賦》多次提到“蜀布”等“蜀物”其實是蜀國出產的絲綢，被蜀國商人販運到印度販賣，再轉口到中亞、西亞和歐洲地中海地區。
《史記》記錄在、印、阿富汗經濟文化交流，《史記》裴松之介紹三國時，也提到了《三國志》年的羅馬帝國“有水通益州（四川）
南方絲綢之路早在張騫開通西域航線，開辟北方絲綢之路之前，西南的先民們就已經開通了從四川成都到云南東部的航線“五尺道”，《魏略·西戎傳》年：秦經常認識吳馳路”，“五尺道”從四川出發往東南走，經博路（宜賓）南廣（鹽津）朱提（昭通）夜郎西北（威寧一帶）味縣（曲靖），至滇池（昆明），繼續向西到俞曄（大理）《史記》年：邛笮、冉彥離蜀國很近，路也很好走秦時為郡縣，止于漢興。漢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漢武帝派司馬相如在銅川積極挖掘南雅安、云南大姚的西昌和瓊、笮、井、駹等西夷地區的“西夷道”所以道過岳西境內“靈關”，故又名“靈關道”，從蜀南出發，經過林瓊（邛崍）嚴道（滎經）旄牛（漢源）邛都（西昌）會無（會理）跨過金沙江去秦歌（大姚），抵達葉榆。打通毒通道后，連接云南、四川 四川 的毒通道，可以暢通無阻。以上兩人在大理會合后向西，經過博南（永平）永昌（保山），由越賧（騰沖）出境入驃國（緬甸），稱為“永昌道”這條路在中國大約有3000公里。一些專家認為這是中國 s較早的對外陸路運輸線，也是中國西南和西歐、非洲、南亞國家運輸線中最短的路線。
唐宋時期，茶馬貿易興起，成為南方絲綢之路最重要的商品，延續數千年，影響深遠，被后人稱為茶馬古道。明清時期的茶馬貿易是南方絲綢之路發展的鼎盛時期，來自不同的口岸和緬甸、印度、泰國、越南、柬埔寨、老撾等國交往日益密切，尤其是云南茶葉、川茶被帶入吐蕃，馬匹源源不斷地供應中原。他們之間物資交流頻繁，文化通過古道串聯，文化形態以商品碎片化呈現，圈內圈外文化環環相扣，所以從南方絲綢之路出現開始就有了多種文化的碰撞、傳播、涵化、變化，由于西南兩端不同文化類型的中間地帶，這里的文化碰撞不僅異常激烈，而且包容和諧，呈現出今天多元文化共存的現象。
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云南從邊陲小鎮一躍成為炙手可熱的物資戰略中心，每天都有內地稀缺的生活物資從烽火線上沖下來、武器彈藥、醫療設備，此時南方絲綢之路是開通以來最繁榮的階段，其本身的作用也發揮到了極致，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抗日戰爭后，滇越鐵路、滇緬公路重新通車，隨著現代交通條件的改善，南方絲綢之路214、317、318國道、鐵路甚至航空路線。五六十年代后，南方絲綢之路逐漸沉寂。但是，作為歷史的見證者，南方絲綢之路已經成為文化的基因密碼，融入了經濟、社會、文化、在生活的各個層面，構建了多元一體的文化格局。
遠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著幾條從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緬甸、印度地區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發現，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慶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產，而是來自印度洋北部地區的南海，這些都充分證明巴蜀先民與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 漢武帝時，張騫在大夏發現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說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國）再到西亞早就存在一條通道，但只是推測，并無考據。一般認為，這條通道正式從西漢開通，現代史學家沿用“絲綢之路”稱呼的慣例而稱為“南方絲綢之路”。
南方絲綢之路主要有兩條線路：一條為西道，即“旄牛道”。從西漢都城長安出發，翻越蜀道，至成都，經臨邛（邛州）、青衣（名山）、嚴道（滎經）、旄牛（漢源）、闌縣（越西）、邛都（西昌）、葉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進入緬甸和東南亞。這條路最遠可達“滇越”乘象國，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區。
另一條是東道，又稱“五尺道”，從東道物資集中地——僰道（今宜賓市）出發，經南廣（高縣）、朱提（昭通）、味縣（曲靖）、谷昌（昆明），一路向東南入越南，并在大理與“旄牛道”重合。相傳，“五尺道”由安陽王率領將士和士兵3萬多人所開通，他們沿著這條線路進入了越南北部紅河地區，建立了甌駱國，越南史上稱其為“蜀朝”。
南方絲綢之路東到中原，西達印度，中原文化和印度文化通過這條道路相互交流，并通過這條道路對西南文化產生著深刻的影響，考察這條道路的文化特色，突出的有以下幾點。
濃郁的商業性
南方絲綢之路是一條民間商道，它因商而辟，因商而興，也因商得以流傳，最后也因商被遺棄。濃郁的商業性特色，可以從幾方面得以證實。
首先，開辟古道的是經商的人和馬幫，古道上流通的是各地的商品。通過“古道”，秦漢時巴蜀的鐵、布、朱提的銀，邛都的銅，販到南中，而南中的笮馬、僮則販到內地；唐代南詔時，在古道上進行的貿易逐漸頻繁起來，南詔的河賧（今大理附近）成為重要的交易市場之一，當時印緬輸入中國的商品主要有氈、繒布、真珠、海貝、琥珀等，而從中國輸出的有絲綢、緞匹、金銀等；元代開滇數百年間，緬北的珠寶、玉器、瑪瑙、琥珀成為內地商人爭購的商品，因此古道上流通的主要商品便是玉石；明代中國通過古道輸往緬甸的最主要的貨物為食鹽，緬甸輸入中國的最大宗商品是棉花；19世紀中葉，中國最需要的緬貨仍是棉花，緬甸最迫切購買的是中國的生絲，通過古道輸出的商品有生絲、黃銅、雄黃、鞋子、藥材等等，輸入的商品則是棉花、象牙、燕窩、鹿茸、翠玉、琥珀、寶石、名貴蛇蚊石等。各地商品在古道上流通首，古道也主要因商貿而存在，成為商品的載體，發揮著其流通商品的功能。
其次，圍繞古道，從商者甚眾，由于商品流通量較大，且綿延不斷，有利可圖，因此沿古道各地從商者很多。漢晉時，永昌（保山）就云集中國外商賈，不少身毒（印度）商賈和蜀地工匠僑居于此，一些中原派來這里做官的人，也可以在此謀得富及十世的財富，《華陽國志 . 南中志》載:“益州西部寶貨之地，居其官者皆富及十世。”又載：“永昌郡，屬縣八，戶六萬，去洛六千九百里，寧州之極西南也，有閩、濮、鳩、獠、越、裸濮、身毒之民。”身毒之民即印度人，驃人即緬甸驃國人，可能就是當時最早的印緬從商僑民。
第三，商貿已具一定規模，沿途商城興旺。1980年，云南文物學古研究所在劍川鰲鳳山發掘的古墓中，出土了海貝，其年代約在春秋中期至戰國初期；1979年，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在呈貢天子廟戰國中期基中，出土海貝1500多枚；解放后在晉寧石寨山及江川李家山古墓群中出土的貝，就達1230多斤，計247000多枚；在騰沖寶峰山核桃園還出土了漢代五銖1000多枚。考查錢幣的出土，不難看出，發現古幣的地方，往往與商道有關，離古道越近，出土的貨幣越多，離古道較遠，則發現的較少，這些從印度西太平洋地區舶來的海貝，從戰國到明末清初，作為貨幣使用已綿延2000多年，它不僅是古道沿線各民族與海外民族交往的見證，而且也是古道沿線商貿較繁盛的見證。 商品的交流必然伴隨文化的交流，從而帶動經濟文化的共同發展而經濟文化的發展，又促進了古代市鎮的形成和擴大。如大理，是云南最早的文化發祥地之一，公元前4世紀，蜀地的商隊就驅趕著馬帶不斷經過這里。公元8世紀，南詔建立，大理不僅成為云南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而且是中原嚴正王朝從南方通往中印半島直至歐洲諸國的最大口岸，成為中中國地與印緬諸國物資交流的最大集散地，是南方絲綢之路最大的貿易樞紐。古道的商業性特色，使古代西南地區的經濟文化中心。如川西的蜀國、川東的巴國、黔西北的夜郎國、以滇池為中心的滇國、以大理為都城的南詔國等，都建立在南方絲綢之路的要道上，并循古道的走向形成市鎮網絡，而又以此為中心，向四周擴散效應，形成相對發達的區域經濟。
獨特的地域性
“蜀身毒道”由靈關道、五尺道、永昌道組成。靈關道歷史悠久，道路奇險，從蜀地出發，經臨邛、靈關、笮、都、瀘沽、登相營古堡、邛都、鹽源、青嶺、大勃弄到葉榆，一路或峰巔嵯峨。
獨特的交通工具是古道的另一地域性特點。面對西南橫斷山地，江河橫橫溢，山巒疊障的特點，西南各族先民創造了獨具特色的交通工具：笮橋、棧道、馬幫。“笮橋”是當地笮族人創造的一種飛跨天塹的索橋，《元和志》卷32載：“凡言笮者，夷人于大江水上置藤橋處。”最初采用當地出產的笮、藤擰扭而成，系于河谷兩岸，借助木制溜筒，將人畜滑向對岸，以通往來。“棧道”有土棧和石棧，土棧修于原始茂密的森林山地，鋪木為路，雜以土石。石棧是在懸崖絕壁上鑿孔，孔中插入木梁，上鋪木木板。笮橋和棧道是西南高原民族在這備受自然環境制約的的天地里，以特有的才智和膽魄，別出心載創造出來的交通奇觀。如果說北方絲綢之路是由沙漠之舟——駱駝開拓的，那么南方絲綢之路則是由山地之舟——馬幫開通的。馬是西南與內地貿易的重要物資，也是石道上最為常見的，效力最大的運載工具和經商工具，在望不斷的崎嶇山路上，終年有走不盡的隊隊馬幫，馬幫馱來了商品，馱來了文化，交流了友誼，創造了獨具特色的馬幫文化。 民族性是古道地域性特點的又一體現。“其價如金”的蜀錦，質地較厚，表面光滑，富有光澤，在漢化已生產空前，隋唐時規模更大，質量之佳，蜚聲于世，堪稱東方一絕。西方人正是通過絲綢這一商品開始認識中國，認識東方文明的。銅鼓是亞太地區最有代表性的青銅文化，源于滇西楚雄，據對萬家壩出土銅鼓的測定，其年代相當于春秋中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銅鼓自創世以來，便進入人類的一切活動中，無論節日、出征，還是播種、豐收、人們都以銅鼓作伴，并由于古道的原因，它集中原、西南乃至東南亞的工匠和生產技藝為一體，在古代緬甸、泰國、柬埔寨、老撾、越南、馬來亞、印度尼西亞等地的城鄉，以自己的山野魅力陪伴各民族繁衍生息，成為民族性特色極強的地方文化。
明顯的融合性
南方絲綢之路是一條文化傳播的紐帶，它聯結中原，溝通中印，它為中原、西南、印緬文化互相交流，互相融合創造了條件，楚文化、巴蜀文化、青銅文化、佛教文化在交流中沉淀、積存、從而形成豐富的、獨特的并且有共融性特點的古道文化。
佛教傳入中國，在古道沿途很流行，在文化發達的滇池地區和洱海地區都較盛行，尤其在大理，宋時達鼎盛時代，“蒼山與洱海，佛教之齊魯”，“大理三百六十寺，寺寺夜半皆鳴鐘”。元代郭松年在《大理記行》中說道：“此邦之人，西去天竺為近，其俗尚浮屠法，家無貧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壯，手不釋數珠。一歲之間，齋戒幾半，絕不茹勞欽酒，至齋畢乃已。沿山寺宇極多，不可禪記。”佛教的傳入，使云南的雕塑和繪畫藝術也融進了佛教文化，為吸引更多的信徒，人們更運用原有的繪畫技巧和雕塑工藝技術來表現佛的威力，弘揚佛法，于是在滇池和洱海地區，出現了一批藝術水平較高的石刻雕像，如劍川石鐘山石窟、劍川金華寺山摩崖石刻、祿勸密達拉摩崖石刻、晉寧摩崖石刻、安寧法華寺石窟、涼山博什瓦黑線刻畫像。這些帶有佛教文化的石窟造像，無疑給西南地區增添了一枝異彩獨放的奇葩。
其余如印度人民互相潑灑凈水，祝福祈豐的習俗，以及印度人民的拜住心俗都通過古道傳入云南，成為傣族潑水節的來源和西南少數民族中有較廣泛的祭柱習俗的來源。 中原文化在古道沿途落地生根，如鼎，眾所周知是中原文化的代表器械，多為銅制，而春秋戰國時期，生活在味縣的古代民族，也同樣使用鼎，與中原所不同的是多為陶制鼎。豐滿于中原的龍文化是中華民族的象征，據《華陽國志》載，漢化以前，哀牢夷就在身上刺龍紋以為龍子，甚至在古代印度的巖畫上也有龍的形象，緬甸、越南、泰國、老撾一些民族中也有紋身刺龍的習俗。
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任乃強、鄧少琴等曾提出中國絲綢最早出在巴蜀的看法，任乃強又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論述了中國西南通印度、阿富汗的“蜀布之路”，認為年代遠早于北方絲綢之路。童恩正研究了從成都經云南、緬甸、印度、巴基斯坦到達中亞的商道的大概情況，認為戰國時代已初步開通。日本學者藤澤義美、港臺學者桑秀云、饒宗頤、云南學者方國瑜、陳茜、張增祺，均對這條由四川經云南西行印度的古老商路進行了研究。最早研究南方絲綢之路是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曾著《交廣印度兩道考》對南南方絲綢之路的陸道和海道有深入的研究。
南絲路的研究從1980年代逐步開始形成風氣，出版發行的研究論著和一系列學術活動、宣傳報道，在中外造成了很大影響。尤其是三星堆遺址發掘后，學者們注意到其中明顯的印度地區和西亞文明的文化因素集結，于是提出南絲路早在商代即已初步開通的新看法，段渝認為其年代可上溯到公元前14、15世紀，早于曾由季羨林所提中、印交通起于公元前4世紀，向達所提公元前5世紀，丁山所提公元前6世紀，日本藤田豐八所提公元前11世紀等說法。 季羨林《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及德國雅各比在普魯士科學研究會議報告引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315年印度旃陀羅笈多王朝考第亞所著書，說到“支那產絲與紐帶，賈人常販至印度”。公元前4世紀成書的梵文經典《摩訶婆羅多》和公元前2世紀成書的《摩奴法典》等書中有“絲”的記載及支那名稱，學術界認為這些絲織品來自中國四川。[1]
2000年以后茶馬古道隨著普洱茶的聲名鵲起在幾年間起起落落，2001年西藏昌都率先推出關于茶馬古道的旅游品牌，并聯合茶馬古道上的甘孜、香格里拉聯手組織了“茶馬古道學術考察研討會”，邀請到了來自中國知名高校、科研機構的專家學者，就民族學、歷史學、藏學、地質學、動植物學、旅游生態等學科開展了廣泛的討論，達成了共識： 第一、茶馬古道主要穿行于藏、川、滇橫斷山脈地區和金沙江、瀾滄江、怒江三江流域，是以馬幫為主要運輸方式的古代商道，唐宋以來以茶馬互市為主要內容；
第二、茶馬古道是西南各民族和睦共處的歷史見證，是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鐵證；
第三、茶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最險峻的驛道，部分路段還在運行； 第四、茶馬古道沿線擁有獨特的高山峽谷地貌，最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是東亞植物區的核心地帶；
第五、茶馬古道的研究和旅游開發對沿線經濟文化和生態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此次會議召開后，人們對茶馬古道有了全面的認知，無論對其開展研究還是發展旅游休閑度假經濟，都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
2005年普洱茶熱初見端倪，隨著普洱茶熱，茶馬古道也隨之再度受到關注。2007年后文物部門結合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云南、四川、西藏等省區都專門設立了茶馬古道調查研究專題，進一步摸清了茶馬古道的走向、線路、分布、相關文物遺跡和周邊環境風貌等情況，為下一步文化保護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礎。
研究方法和視野問題
南方絲綢之路研究應以現代化的新視角和全球化的開放視野，審視南方絲綢之路及其歷史地位與現實作用。
研究重點，應以文化板塊的研究，民族相互交往、融合，城鎮市場網絡體系，整個線路系統為主。具體方法上，可以將南方絲綢之路與西北絲綢之路進行對比研究。比如，由于南方少數民族長期生活在深山里，他們的生活環境、生存方式和交通工具和北方少數民族完全不同，因此兩者在貿易方式和文化交流方式上并不相同，值得深入研究。
性質和歷史作用問題
南方絲綢之路是一條始于先秦、盛于漢唐的商貿通道，由多條主干道和支干道組成的商貿道路網絡系統，同時也是一條民族遷徙的走廊。從政治上看，統治者要把自己的權威達于各地，因此需要開發這樣一條通道；從軍事上看，為了軍隊的進入和軍事物資的運輸，也需要開通這些道路。南方絲綢之路對中央政權統一西南地區、鞏固西南邊陲、促進民族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重要歷史作用。以成都平原為中心的古蜀青銅文化通過南方絲綢之路西傳，豐富了南亞、中亞、西亞和歐洲地中海文明的內容，對于世界古代文明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文化遺產保護和旅游開發問題
南方絲綢之路沿途的巴蜀文化、滇文化、夜郎文化和佛教文化、畢摩文化、東巴文化以及其他多姿多彩的少數民族文化，均屬于南方絲綢之路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文化遺產歷經千年，應充分的發掘、保護與研究。南方絲綢之路作為一條連接東西方文明的多功能古道，數千年來留下了無數具有歷史、文化、藝術、民族和宗教等多重價值的遺存，將其列入“絲綢之路”整體申遺名單，既有利于加強中國段沿線各省市的合作，也有利于沿線國家經濟文化和睦鄰關系的發展。部分恢復南方絲綢之路的歷史原貌，尤其是恢復“牦牛道”和“五尺道”的部分景觀，并以文化旅游線路整合沿線資源，打造精品路線，推進沿線旅游區域的合作，借用古代南方絲綢之路之名，打造新的西南絲綢之路，可以促進西南各地旅游、經濟、文化等發展。
南方絲綢之路開通以來，一直連接著中原，連接著南亞、東南亞是佛教向南方的傳播、藏族與地方宗教的交匯，獨特的地理位置，雜居的民族聚居區，構成了獨特的地域文化，這就是中原文化、藏傳文化、東南亞文化與當地民族文化融合的產物。從文化線來說，這些區域是費孝通先生定義的“藏彝走廊”區，也是王明明教授“三圈說”的“中間圈”區域。
一方面，南方絲綢之路位于中央版圖的邊緣一方面，它跨境生活，與當地原住民交換所需物品，語言交流順暢；一方面受中央王朝控制，遠王權控制遠至此，政令暢通有效通過人員交流，儒家傳統文化在這里傳播很遠、商品交換，在整合的順序中，核心、中間、海外三個圈子的文化之間已經有了縱向和橫向的聯系。處于“中間圈”帶內少數民族為主體，但長期與漢族雜居，貿易末端延伸至“核心圈”海外圈”范圍內，構成了“邊緣”與“中心”的互動。
南方絲綢之路是跨國的、多地域、多民族文化的碰撞與融合、排斥和吸收是一種混合物，而不是一個民族的專長。它既沒有復制外國文化、移植或簡單改頭換面，而是本土文化與各種外來文化的碰撞融合，和諧共生，和而不同的復合文化。絲綢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中運輸、茶馬，一路適應、融合，最后移植生根，在不斷適應中變化，不斷創造再生，將圈內圈外的文化連接融合，渾然一體。
考古證據表明，中國 公元前2000年中期，中國古代文明通過西南地區與近東地區的文明進行了接觸和交流，在此期間，文化因素的交流主要通過南方絲綢之路進行。四川云南考古發現的來自西亞的石髓珠玻璃珠，證明中國西南與西亞的經貿文化關系早已發生。三星堆遺址出土的商代銅像和金杖、黃金面具，因為出處既不在巴蜀，也不在中國其他地方，但和美索不達米亞一樣、埃及、世界上類似的文明古國文化形態，如印度，發展方向相同，風格相同，功能相同，在時間順序上也處于相對靠后的位置，所以可能是吸收上述西方文明地區的相關文化因素，再創造而成。
西方考古發現，公元前5世紀在希臘雅典kerameikos的一個墓地中發現了5種不同種類的中國平紋絲織品，編織方法與四川絲綢相同。埃及和歐洲考古發現的中國絲綢，中國考古發現的印度和近東文明，發生了中西文明的交流互動、發展年代上吻合。
西地中海的古希臘、羅馬，已知最早的中國絲綢，是古蜀的產物。所以從中國西南到印度，再從印度經巴基斯坦到中亞和阿富汗，再到西方的伊朗和西亞、歐洲地中海地區和北非埃及，這條路線是中國絲綢通過南方絲綢之路向西傳播的交通線。古代巴蜀絲綢在世界各地的傳播豐富了印度、中亞、西亞、北亞和歐洲文明的內容，而這條絲綢之路的傳播不僅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的經貿繁榮早期的西南地區，也促進了南亞、東南亞、中亞等地的經貿繁榮也有較大影響。
不僅如此，南方絲綢之路對中國西南和東南亞都具有重要意義、南亞的民族融合發揮了重要作用。考古材料表明，自夏季以來、商代羌人經過青藏高原東緣（四川西部）遷到西南，然后這種民族遷徙就層出不窮，一直到戰國時期“因畏秦之威”又一次達到高潮。這些遷徙的民族不僅到達了中國的西南地區，有的甚至進入了東南亞和南亞的東部地區。民族遷徙打通了南北溝通渠道，促進了文化融合。
南方絲綢之路具有世界性的歷史和價值意義，其文化個性和創造精神是不可替代的。這種創意是南方絲綢之路開放精神的必然產物沿線文化是南方絲綢之路沿線各民族民族文化精髓的集中體現，是沿線民族文化的象征，是誠信的象征。在漫長的歷史發展中，南方絲綢之路的文化逐漸轉化為一種象征性的精神，商隊最終會消失，但這并不意味著文化會完全消失，沿著這條路線行進、博物館茶葉交易的新市場等，都是基于茶馬文化的發展，這些也一定會水到渠成“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不斷傳承和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