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學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分成易理易學、象數易學、數理易學、納音易學幾大類。

《易經》講道。而對于道講得最早、最系統的是道家鼻祖老子。辯證法思想萌芽于《易經》體系建立于《老子》。陳鼓應先生指出：“老子由萬事萬物的對反現象尋找出它們之間的發展規律，從而建立了中國哲學史上第一個系統性的辯證法——它發端于《易經》而體系的建立則完成于《老子》”；《易經》號稱絕學。魏晉時道家的王弼用老莊解易，《易經》今傳本就是王弼本。“王弼正崛起于漢代道家易以及重義理的古文經學派的流脈中。”易學分為道家易與儒家易、筮術易。

易學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分成易理易學、象數易學、數理易學、納音易學幾大類。

易理易學又稱義理易學，是專門講述易經本經哲學義理的易學，象數易學宗旨在于運用，數理易學是研究易經中的科學思想與數學思想。納音易學則結合了易理易學和象數易學的思想。董鴻漸是當代納音易學創始人、奠基人，幾十年來寒暑不易孜孜以求納音易學之奧秘，代表著作有《中華納音易典》、《中華納音預測學》（香港中國哲學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象數易學則在易學中一花五葉，從民間社會到儒佛道三家各有所蹤，在此不再一一羅列。象數易學在當代以林忠軍的學術派、張其成的經世致用派、邵偉華和許先潮的玄學預測派為代表。易理易學與哲理易學則以著名哲學家成中英和山東大學劉大鈞教授為代表。

象數派發展為科學易，易理派發展為人文易。

其實，易學家們各執一端，有違《易經》本旨，有違易宗。《童子問易》認為易學的易宗是：乾坤一元，陰陽相倚，終始興替；三才印心，德道同形，數理比翼。

《簡易道德經》里所述：“簡性陰，易性陽，離合，離合，非常離，非常合。合則有簡有易，離則無易有簡。故謂，有無易之簡，無無簡之易。無為之簡易，有為之道經。經之易之子，觀簡勢道固德，生華于易。易執簡，易合簡，非常執，非常合。道之法，經之本，源于易。德呼吁易也。”

說明了易學以簡為基礎，可以生出很多道的理論與經的方法論。德的優劣也是根據易的變化而定。

易學最新研究成果《童子問易》認為：大易生成原理，八卦有“八索（用男三索、女三索，乾索坤，坤索乾來畫卦）”和“二進制衍卦”；六十四卦有“八進制重卦（分陽四宮和陰四宮畫卦）”和“二進制衍卦”。

朱伯昆先生在四卷本《易學哲學史》的前言中說：“《周易》是我國一部古老的典籍，其流傳已有近三千年的歷史。在春秋戰國時代，就已被人們視為重要的典籍，以后在長期的封建社會中，一直被尊奉為神圣的經典，其影響之深遠，在世界歷史上是少見的。《周易》最初是占筮用的一部迷信的書，可是后來隨著對它的解釋，演變為一部講哲理的書。從漢朝開始，由于儒家經學的確立和發展，《周易》被儒家吸收列為儒家五經之首，人們對它的研究，成了一種專門的學問，即易學。”唐明邦先生也是以敘述的方式對“易學”進行定義的：“《周易》問世后，最早見于《左傳》記載，在魯莊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672年。近三千年來，研究《周易》者代不乏人，為闡述易理而留下的易學著作，不下三千種，形成獨立發展的易學史。所謂‘易學’就是歷代學者對《周易》一書所作的種種解釋，這些千差萬別的解釋，形成了一套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的理論體系”。

易學分類

易理易學

團正易學

象數易學

數理易學

納音易學

研究《周易》的學問，探求宇宙萬物變易規律的學術亦稱指迷算命。有關易的早期經典有：《連山》、《歸藏》、《乾坤》、《周易》等。因《連山》、《歸藏》等古易已佚，故以研究《周易》為對象。《周易》是一部通過卦爻、象數、占筮的模型或形式，模擬、預測宇宙萬物起源、結構、變化規律的典籍，包含較深刻的理論思想，具有很大的抽象性、靈活性與適用性，帶有濃厚的神秘色彩，故被成為占筮之學、天人之學、自然哲學。易學不僅研究《周易》卦爻、象數、占筮等形式，而且研究《周易》蘊藏的深刻義理及思維方式；不僅研究《周易》本身的內容，而且研究“易”在中華文化文明史上的巨大作用，研究“易”在社會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等各門類學科中的影響、滲透和運用。歷代對《易》的解說、研究和闡發，構成“易學”。

易學源遠流長。上古時人們為了了解宇宙自然，采用龜卜、占筮等方法想鬼神卜問，在因無知而求有知的過程中不斷向卜筮輸入有知因素，經漫長歲月的積累，《連山》、《歸藏》、《周易》分別在夏、商、周三代集結成書（成書時間有另說），為易學形成奠定基礎。戰國時期一些系統闡釋《周易》經文的文字陸續被收集起來，匯成《易傳》，逐步成為一門學問，標志易學誕生，氣候兩千多年來，研究不絕。經歷古易、漢易、魏晉易、唐易、宋易、清易、現代易等不同階段。出現具有個人風格的易說，如嚴遵易、京氏易、王弼易、程頤易、朱熹易、船山易。形成不同流派，如象數學派、義理學派。歷代許多著名哲學家、思想家及科學家依據《周易》經傳所提供的思想資料，建立自己的學派體系和學科體系，故又有儒家易、道家易、醫家易、術家易之分。由此，易學不斷得到豐富和發展，易學的范圍和包含量也不斷擴大，“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而好易者又援以為易，故易說至繁”（《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從而形成一門具有東方獨特思維方式、集中國幾千年文明智慧于一體、以探索天道人理變易規律為目的的系統學術。

易學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巨大作用。各代、各派易學是所處歷史環境的產物，反映了當時的哲學思想與時代特征，是華夏文化及其理論思維的體現。

易學源于易經之學，簡稱易學，它起始于占卜但高于占卜，易經中記錄了很多上古的古代歷史事件，因此易經本于實踐。

易理：陰陽消長，互補轉化。可分為：

變易：事物都是運動變化的。簡易：執簡馭繁，多樣性中求統一。不易：多樣變化之中守常制恒的規律。

易象：是易理的符號化，由--陰爻，—陽爻按天、地、人的關系組成乾、坤、震、巽、坎、離、艮、兌八卦，象征天、地、雷、風、水、火、山、澤。后來，觀察到的事物越來越廣泛，卦與卦的關系也需探討，進而出現重卦，即64卦。

九宮八卦的象數理含義

乾為天，為太陽，表現天的功能、意識及剛健的性質，還代表冰、雹、霰。

在國家為國君，為主席，為總統；在單位為一把手，主要領導人；在家庭為父親，為大人，為老人，為長輩人；在社會為名人，公門人，宦官；在性別為男，在年齡為老頭。

在場所為京都，為大城市，形勝之地，高亢之所。

在方位為西北方，為南方（先天八卦方位），為上方，為高處。

在時間為秋季，農歷九、十月，戌、亥年、月、日、時，立冬至大雪45天。

在數字為一（先天八卦數）、六（后天八卦數）、四、九（五行金數）。

在動物為馬、象、天鵝、獅子。

在靜物為金玉、珠寶、圓物、木果、剛物、冠、鏡。

在人體為頭、右腿（九宮位），肺、骨骼，男性生殖器。

在顏色為白色、大赤色、玄色。

在五味為辛、辣。

坤為地，表現地的功能、潛意識及柔順的性質。在天時又為陰云、霧氣、冰霜。

在國家主皇后、第一夫人；在單位為職工、群眾；在家庭為母親、為祖母，為老母、后母、老婦人；在社會為眾人，為鄉人、為小人、為大腹人、為懦弱之人、吝嗇之人；在性別為女；在年齡為老婦，老年女人。

在場所為田野，為大地、為鄉村、為平地。

在方位主西南方，北方（先天八卦方位），下方，底層。

在時間為農歷六月、七月，未、申年月日時，辰、戌、丑、未五行為土年、月、日、時，立秋至白露45天。

在數字為二（后天八卦數）、八（先天八卦數）五、十（五行土數）。

在動物為牛，為牝馬、為貓、為百獸。

在靜物為水泥、磚瓦、五谷、布帛、絲綿、方物、柔物，土中之物，牛肉、食品、大車、鍋。

在人體為腹，右肩（九宮位），脾、胃、肌肉，女性生殖器。

在顏色為黃色、黑色。

五味中為甘味、甜味。

震為雷，表示震動、奮起的性質和狀態。在天象為雷雨、雷鳴、地震、火山噴發。

在家和單位為當權的二把手；在家庭為長男；在社會為駕駛員、運動員，警察、法官、軍人、飛行員、列車員、社會活動家、舞蹈演員、足球愛好者、狂人、壯士。

在場所為工廠、廣播電臺、樂器店、游樂場、機場、發射場、車站、舞廳、歌廳、鬧市、戰場、森林、草木茂盛之所。

在方位為東方，東北方（先天八卦方位）。

在時間為農歷春二月，春分至谷雨45天，卯年、月、日、時。

在數字為四（先天八卦數）、三（后天八卦數）三、八（五行木數）。

在動物為龍、蛇、善鳴之馬、善鳴之鳥，百蟲、鯉魚。

在靜物為木、竹、葦、樂器、蔬菜、鮮花、樹木、電話、飛機、汽車、火箭、鞭炮、鬧鐘、花草繁鮮之物。蹄、肉、山林野味。

在人體為足，為肝膽，為左脅。

在顏色為青、綠、碧色。

五味為酸。

巽為風，表示自由活動和滲透性。天象代表刮風、臺風、颶風、龍卷風等。

在家庭為長女、大女兒；在社會為科技人員、教師、僧尼、仙道之人，氣功師、練功者、商人、營業員、木材經營者、手藝人、能工巧匠、額頭寬的人，頭發細長而直的人，優柔寡斷的人，自由職業者。

在場所為郵局、管道、線路、隘路、過道、長廊、寺觀、草原、竹蘆葦蕩、升降機、傳送帶。

在方向為東南方、西南（先天八卦方位）。

在時間為春夏之交，農歷三、四月，辰、巳年、月、日、時，立夏芒種45天。

在數字為五（先天八卦數）、四（九宮數）、三、八（五行木數）。

在人體為股、肱、膽、氣管、神經、左肩（九宮位）、練功之元氣。

在動物為雞、鴨、鵝、蝶、蜻蜓、蛇、蚯蚓、帶魚、鰻魚、鱔魚、斑馬等。

靜物為樹木、木材、木制品、纖維品、絲線、繩子、麻、風扇、干燥機、飛機、氣球、氣墊船、帆船、蚊香、木香、蘭花、草藥、羽毛、枝葉、腰帶、海帶、下面有口的器物。

在顏色為綠色、藍色。

五味為酸。

坎為水，為月亮，表示艱難、險阻的狀態。在天象為雨、雷、露、霜。

在家庭為中男，中年男子；在社會為江湖之人、舟人、盜賊、匪徙，為數學家、醫生、律師、逃亡者、黑社會之人、詐騙犯、勞務人員、酒鬼、娼婦、自來水公司人員。

在場所為江河、糊、海、溝、渠、井、泉、下水道、洼地、酒店、冷飲店、浴室、澡堂、水族館、地下室、暗室、自來水公司、魚塘、飲食店、妓院。

在人體為腎臟、膀胱、泌尿系統、生殖系統、血液、內分泌系統、耳、肛門。

在動物主豬、為鼠、為狐貍、水鳥、魚類、水中動物、美脊之馬、勞苦之馬、脊椎動物。

在靜物為油、酒、醋、醬油、飲料、石油、藥品、水車、輪子、刑具、蒺藜、叢刺、帶核的果品、冷藏設備、浮萍、潛水艇。

在方位為北方，西方（先天八卦方位）。

在時間為農歷十一月，子年、月、日、時，冬至大寒45天。

在數字為一（九宮數）、六（五行水數，一、六水）。

在顏色為黑色，或白色（玄空飛星顏色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

五味為咸味。

離為火，為日，表示光明、美麗的性質和狀態。天象為晴天、熱天、酷暑、烈日、干旱、虹霓、霞光。

在家庭為中女、中年婦女；在單位為中層干部；在社會為中間層次人物，為美人、美容師、文人、作家、藝術家、演員、名星、革命家、軍人、畫家、編輯、偵察員、紀檢人員。

在場所為朝陽的場所、名勝古跡、圣地、教堂、華麗的街道、電影院、電視臺、畫院、美術館、印刷廠、廣告塔、電車站、冶煉廠、放射室。

在方位為南方，東方（先天八卦方位）。

在時間為夏天，為農歷五月，為午年、月、日、時，夏至大暑45天。

在數字為三（先天八卦數）、九（九宮數）、二、七（五行火數）。

在人體為眼、頭部、心臟、小腸。

在動物為野雞、孔雀、鳳凰、仙鶴、為蝦、蟹、螺、貝類，為龜、“變色龍”，螢火蟲。

在靜物為字、畫、美術品、報紙、刊物、圖書、雜志、契約、文書、合同、書信、照相機、攝影機、錄相機、電視機、復印機、照明用具、廣告、獎狀、電報、連環畫、化妝品、火爐、打火機、火柴、燒烤物品、焊槍、霓虹燈。

在顏色為紅色、赤色、花色、紫色（九紫）。

五味為苦味。

艮為山，為土，表示靜止和安定的狀態。天象為云，為霧，為嵐。

在家庭為少男，青少年；在社會為少年、兒童，為土建人員、宗教人員、官僚、貴族、繼承人、警衛、守門人、礦工、獄吏、石匠、儲蓄所人員。

在場所為山、山地、丘陵、高臺、堤壩、休息室、墳場、閣寺、房屋、監獄、公安機關、派出所、大樓、城墻、倉庫、宗廟、祠堂、礦山、采石場、銀行、貯藏室。

在方位為東北方，西北（先天八卦方位）。

在時間為冬春之交，農歷十二月和正月，丑、寅年、月、日、時，立春至驚蟄45天。

在數字為七（先天八卦數）、八（九宮數）、五、十（五行土數）。

在人體為鼻、背、手指、關節、左腿（九宮位）、腳趾、乳房、脾、胃、結腸。

在動物為狗、為虎、鼠、狼、熊、牛等有牙、有角的動物，還有昆蟲、爬蟲、家畜等有尾的動物。

在靜物為巖石、山坡、土堆、墳墓、墻壁、門坎、階梯、臺階、門板、石碑、土炕、柜臺、桌子、床。

顏色為黃色、棕黃、咖啡色、或白色（八白）。

五味為甘，甜味。

兌為澤，為雨，表示喜悅和言詞。天象為潮濕天氣，氣壓低、露水、陰雨連綿。在家庭為少女、小女孩；在社會為與嘴有關的職業，如講師、教授、演說家、講解員、翻譯、巫師、占卜者、媒婆、傳達室人員、歌唱家、音樂家、相聲演員、娛樂場所人員、娼妓、牙科醫生、外科醫生等。

在場所為沼澤地、峽谷、洼地、湖泊、池塘、滑冰場、游樂園、會議室、音樂廳、茶座、飯店、廢墟、舊屋、山口、洞穴、井。

在方位為西方，東南（先天八卦方位）。

在時間為農歷八月，酉年、月、日、時，秋分到霜降45天。

在數字為二（先天八卦數）、七（九宮數）、四、九（五行金數）。

在人體為口、舌、牙齒、咽喉、肺、右脅（九宮位）、肛門等。

在動物為羊、豹、豺、猿猴、水鳥、兔子、沼澤動物、雞鴨。

靜物為石榴、胡桃、飲食用具、帶口的器物、刀劍、剪刀、玩具、破損物品、垃圾箱等。

顏色為白色，或赤色（七赤）。

五味為辛、辣。

總之，在奇門遁甲中以九宮八卦涵蓋了天、地、人、時間、空間萬事萬物。

先天易是數學史上第一個專門定義的序數體系。

數理易學：類似于數學。萊布尼茲所發明之計算機基于易學二進位思想，萊布尼茲受中國易經八卦的影響最早提出二進制運算法則，創立了符號邏輯學的基本概念。先天易是數學史上第一個專門定義的序數體系，該序數體系在數學史上率先采用了二進位制記數法。先天易作為二進制序數體系這一事實在明清時期引起不同的反響，反對者認為它使易道淪落，大數學家汪萊則從P進制的角度論證它的優越性。該文章還對反對先天易與二進制有關的兩種典型觀點進行了剖析，指出其謬誤所在。

從古到今，易學的主要載體易經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從《連山》《歸藏》《元包》到《帛書周易》，再到《周易》，各不相同。

在團正易學中，易經八卦的立體結構為:

乾：x=1，y=1，z=1

巽：x=1，y=1，z=0

離：x=1，y=0，z=1

兌：x=0，y=1，z=1

震：x=0，y=0，z=1

坎：x=0，y=1，z=0

艮：x=1，y=0，z=0

坤：x=0，y=0，z=0

這是周易象數學專著<乾坤譜>中，周易八卦的立體坐標.乾坤譜解釋了周易中的數學原理，證明了周易中蘊涵了一定的科學性．

納音易學基于六十花甲納音與易理易學和象數易學的結合而產生的納音易學，對實用易學、中醫運氣學有一定貢獻。

研究易學思想、易學史、易學哲學、易學文化的著名學者的統稱。

如果從春秋時期算起，至今也已經歷了兩千余年的發展歷程。在這兩千多年的發展過程中，易學形成了一套獨特的概念體系、研究方法和易學史學觀。《周易》是目前所見中國最早的一部筮占之書，約成書于西周時期。起初編纂此書的目的，是為了便于占算時檢索吉兇的結果。但由于該書的卦爻結構形式十分特殊，卦爻辭的內容也比較抽象，為占者解釋占斷結果留下了很多的可能性空間。所以，在其流傳過程中，人們對它進行了各種各樣的解釋。春秋戰國時期，還有人依附于它的卦爻形式發揮哲學思想。戰國、秦漢之際，一些儒家學者系統整理了一批解說《周易》的作品，并把它們編纂成書，這就是在中國思想史上影響巨大的《易傳》。到了“獨尊儒術”的漢代，由于《周易》相傳曾經有過“人更三圣，事歷三古”的歷史，因此被奉為儒家經典，成為經學家們研治的一項專門學問，這就是易學。自此以后，《周易》經、傳、學始終穩居中國封建時代學術的核心地位，成為人們觀察宇宙人生，鍛煉思維能力，建構哲學體系的理論基礎，對于形成中國文化的特色，促進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無與倫比的影響。

1、漁獵時代，開始形成易卦符號系統，產生蓋天說天文由此萌芽。2、農耕社會，形成易卦文字

3、新石器晚期，松澤文化遺址發現數字卦

4、6400年前，仰韶文化遺址發現天園地方墓坑、北斗、圭表等物

5、5000年前，紅山文化遺址發現天園地方祭壇

6、3200年前，古代希臘遺留的陶盆河圖

7、3000年前，三代時期青銅噴水震壺

8、商末，文王演周易

9、西周，張家坡出土盤銘有數字卦

10、西周《周髀算經》、《九章算術》流行于世

11、西周《周禮春官》有連山、歸藏、周易三易記載

12、春秋，孔子學易于商瞿，作易之大傳

13、戰國，《黃帝內經》流行于世界，并記載黃帝之易為歸藏之易

14、《甘石星經》傳世中古時期易學自經孔子刪《詩》、《書》，訂《禮》、《樂》之后，由他編著了六經，贊述《周易》以來，關于《周易》易學的傳承，在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以及范曄的《后漢書》中，都記載有孔子以下的易學傳承的系統。但自詔、宋以后所讀的《周易》，關于《十翼》的排列程序，事實上，大多都是根據漢末王弼的排列的。他把乾、坤兩卦的文言，拿來放在本卦下面。同時把《系列》的中間次序，有些地方也照他自己的意思來顛倒安排。自孔子至戰國末期的易學：孔子授商瞿。商瞿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臂子弓(其人是荀卿之子)。子弓授燕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齊田何子莊。此其一。又孔子歿，子夏也講易學于河西。但受到孔門同學們的駁斥，認為他對于易學的修養不夠，所以子夏以后的傳承，并夫太準確的資料。唯所世留傳有《子夏易傳》一書，真偽難辯，但確具有古代“易學”思想上的價值。

西漢的易學：田何授(東武)王同子中、(洛陽)周王孫、(梁)丁寬、(齊)服生，四人皆著《易傳》數篇，但后世已散佚。其次，自（東武）王同子中一系，再傳楊何，字元敬。無敬傳京房。房傳梁丘賀。賀傳子臨。臨傳王駿、丁寬一系，又再傳田王孫，王孫傳施，傳張禹，禹傳彭宣。以上都是著名專長易學學者的傳承。

至于陰陽、納甲、卦氣等易學，自田何到丁寬之后，又另有一系。主陰陽、卦氣之說的，由王孫孟喜。喜再傳焦贛，字延壽。著有《易林》一書，迥然打破《周易》的蹊徑。

又另一京房，承傳焦延壽的易學，著有《京房易傳》一書，開啟象數易學的陰陽“納甲”之門。

東漢與后漢的易學：西漢的易學，到了東漢時期，其間的傳承似乎已經散失不備。因此象數之學與易理的分途，也便由此而形成了。后漢的易學，傳承的系統更不分明。此時的著名易學大家，便有馬融、鄭玄、荀爽、劉表、虞翻、陸績以及魏末的王弼等人。其中以荀爽的易學，曾經有后人采集當時的九家易學合成一編的論友誼賽，故在后世研究易學中，經常有提到“九家易”或“荀九家”的名詞，就是對此而言。鄭玄的易學，開始是學京房的象數。后來才舍離京學，專學費直之說，以孔子《易傳》來解說易學。漢末的易學，大概都跟著荀爽、虞翻的腳跟而轉。

由秦、漢以后直到現在，大致綜合易學發展的系統，列為兩派六宗。

所謂兩派：（一）即是以象數為主的漢易，經唐、宋以后，其間貫通今古的大家，應當以宋代邵康節的易學為其翹楚。又別稱為道家易學系統的，這便是道家易學的一派。（二）宋儒崛起，間接受到王輔嗣等《易》注的影響，專主以儒理來說《易》的，這便是儒家易學的一派。

所謂六宗：(一)占卜。(二)災祥。(三)讖緯。(四)老莊。(五)儒理。(六)史事。“占卜”、“災祥”、“讖緯”等三宗易學，其實都是不脫象數的范圍。以“老莊”來說《易》的，開始于魏以后的道教，套用東漢魏伯陽著《參同契》的觀念，彼此挹注，雜相運用《易》與“老莊”的道理。“儒理”說《易》，大盛于南北宋時期，如司馬光的《潛虛》，周敦頤的《太極圖說》，程頤的《易傳》，以至于朱熹的《易本義》等，大抵都屬于這一范圍。

明末清初，佛教中的大師，如益和沿所著的《周易禪解》、道盛和尚的《金剛大易衍義》等，都從唐末曹洞宗的爻象思想所開發，雖別有會心之處，但不能列入易學的正宗。但上述四宗所涉及的易學，都以象數為主，比較偏向于固有的科學性質。事實上，《易經》學術思想的根源，如果離開象數，只是偏重儒理，對于中國文化來說，未免是很大的損失。古人所謂“象外無詞”，也便是這個意思。如果潛心研究象數的易學，配合科學思想的方法，相信必有更新的發現。

焦延壽的《易林》，京房的《易傳》，南宋以后邵康節的《皇極經世》，以及假托邵康節所著的《河洛理數》，明代術數家們所著的《太乙數統宗》等易書，雖然對于易數易學別有心得，完全不采用《周易》的原意，大膽地創造卦爻辭例，但仍困于災祥休咎的觀念，用作人事吉兇的判斷，并未擴充到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串通萬物之情的境界。清代的儒者，研究易學的風氣頗盛，如王船山、惠棟、江永、焦循等，都有專著，唯仍多依違于漢，宋儒易的范圍，為清代的經學生色不少，如近人杭辛齋、尚秉和頗得數的效用，亦自成家。

20世紀初，易學轉軌之前奏（1900－1919）

20世紀開初20年，新文化運動興起。作為中國傳統文化重鎮的易學，亦隨之發生新舊交替，進入易學研究轉軌的前奏期。清末易學名流俞樾于1906年逝世，他所著的《易貫》、《艮宦易說》、《邵易補原》、《易旁通變化論》、《周易互體徵》、《卦氣值日考》等九種著作，很快就被人們置諸腦后，傳統經學，曾經輝煌百代，而今己成為過眼云煙。經學家皮錫瑞在《經學通論》中對《易經》的評論，代表清代學者對易學的權威定論，很快就被疑古派推翻，而代之以嶄新的易學觀。唐海宗《醫易通說》（1910）繼承發展明代醫學家張介賓的醫易思想，開拓易學研究新領域，在醫易會通研究中，發揮了承先啟后的作用。

新中國成立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人們對易學認識不清，常把易學和封建迷信、卜筮算卦等同起來，甚至視為禁區，很少有人深入研究。80年代后，隨著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易學研究逐漸興起。1984年全國第一次周易學術討論會的召開，促進了易學研究的發展。之后，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周易與現代自然科學》，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周易與自然科學研究》，為易學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1990年8月，中國第一個易學研究會——安陽周易研究會成立，標志中國易學文化的研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易學研究在中國逐漸發展起來，并影響和震撼了世界。隨著時代的發展，科技的進步，易學已經被許多有識之士所認同，研究易學更是不乏其人，從白發蒼蒼的老人，到80后90后，甚至國外的一些中國文化愛好者，均對易學產生了深厚的興趣。據2012年文化部中國傳統文化促進會發起和編撰的《中國傳統文化名家大典--易學卷》收錄，當代知名易學學者、愛好者就有二百二十七位，也系統地展示了當代易學研究成果，介紹了中國當代易學研究的代表人物，象邵偉華，唐明邦，廖墨香，李書有，張志春，曾仕強等老一輩學者，同時也收錄了象梁惟朝，裴翁，謝金龍，毛杰，周漢輝、侯典民等一大批青年學者，是當代易學研究領域具有權威性的人物辭書，更是易學研究的時代鑒證。

這一時期突出的易學家，無疑首推杭辛齋。他在獄中得名家指點，對《周易》有特殊領悟。他先后撰寫了《學易筆談》初集、二集，《讀易條識》、《易楔》、《易數偶得》等七種著作，融會象數、義理，開拓新的象數易學理論，成為科學易的先驅者。他廣泛引用當時中國人所理解的西方近代天文、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知識，論述傳統易學中的卦氣、納甲、爻辰、先、后天八卦，河圖、洛書等，力圖貫通古今哲學、科學、乃至宗教思想。杭辛齋易學思想充分體現了易學研究轉軌過程中的博雜現象，既反映了中西文化的淺層會通，亦反映古代文化的蛻變過程。

清末民初，展現清代易學余緒者尚有劉師培、馬其昶、廖平等。他們的易學思想，在文化巨變中大都缺乏新意而為時代呼聲所湮沒。20世紀最初20年，易學同其他經學一樣，面臨歷史批判的命運。

“五四”新文化運動，易學轉軌之初步（1919－1949）

從“五四”運動到新中國建立，中國傳統文化經受了嚴峻挑戰，在新文化運動中受到嚴厲批判，以科學與民主為核心的新文化，迅速普及。易學研究轉軌，體現在四個方面。

人文易學脫穎而出。易學家們受西方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影響，拋棄封建時代“以傳解經”的經學注疏傳統，開始用西方近代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和方法研究《周易》，令人耳目一新。當時的易學哲學大體分兩支。

用近代西方哲學觀點研究《周易》的，首推馮友蘭及其《中國哲學史》（1930-1933），他以實證主義方法分析《周易》哲學，把易學哲學引進高等學府課堂，《周易》哲學令人刮目相看。朱謙之《周易哲學》（1923），用周易陰陽學說，論述宇宙生命的運動變化獨具一格。吳康《周易大綱》（1938）、賈豐臻《易之哲學》（1941），都用《周易》原理及象數，論述宇宙運動的永恒性。揭示《周易》卦爻辭所反映的古代社會生活。他們的共同點在于堅持西方學術觀點，看重《周易》蘊涵的中國古代的宇宙論。

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觀點和方法研究《周易》，“五四”以后成為新方向，實為以科學方法研《易》的拓荒期。郭沫若《周易時代的社會生活》（1927）、《周易之制作時代》（寫于1935年），是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周易》的開山之作，在學術界頗具影響。他最先揭示《周易》卦爻辭所反映的中國奴隸社會中漁獵、牧畜、商旅、耕種、工藝等方面的社會生活。蘇淵雷《周易會通》（1934）、金景芳《易通》（1941）亦相繼以唯物史觀、唯物辯證法分析《周易》哲學思想。宣揚民主精神與社會革新思想。由于他們的努力，《周易》理論研究同新民主主義文化思想相適應。以史證易，開拓易學研究新視野。是《周易》研究的又一新方向。顧頡剛《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1926）、《論周易系辭傳中現象制器的故事》（1930）以考古學方法研究《周易》，論證《周易》的作者及其產生的時代，將千百年來的經學研究方法遠遠拋在后面；胡樸安《周易古史觀》（1942）、徐世大《周易闡微》（1947），力圖從《周易》卦交辭中捕捉史影，以史事證明《周易》卦爻辭的文化內涵，思路開闊，但不乏牽附之處。

易學訓詁，別開生面。《周易》一書，文字大奧，向來難讀。于省吾、聞一多、高亨等，力圖結合甲骨文、金文、古文字學知識，對《周易》卦爻辭所涉及的名物、民俗作考釋，還《周易》以本人而目。于省吾《周易新證》（1937）、聞一多《周易義證類纂》（1941）、高亨《周易古經通說》《1943）、對《周易》的名稱，性質；生產時代，卦爻辭所反映的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古代風俗習慣，—一根據古文字、古文獻作了考證、注釋。他們既不重象數，亦不專談義理，只在訓詁釋名、鈞沉史事上下功夫，為后學者鋪平前進道路。

科學易破塊啟蒙。乃20世紀易學的新發展。受國外萊布尼茲、玻爾等著名科學家對《周易》象數青睞的影響，中國少近代科學家，獨開新風，用近代自然科學成果闡述易學思想，亦以易學象數解釋近代科學的某些原理，從而產生了前所未有的科學易著作，為易學研究開辟了嶄新的領域。沈仲濤《易卦與代數之定律》）（1924）、《易卦與科學》（1934），成為科學易的拓荒之作。他認為《周易》的每一卦，如同代數幾何中的公式，在物理學、天文學中都有妙用。他的著作以英文發表，國內影響不大。造成較大影響的是薜學潛《易與物質波量子力學》（1937）、《超相對論》（為前書之普及本，1964年在臺灣重版時改名《易經數理科學新解》）。此書將易學原理歸結為易卦方陣演變定律。認為愛因斯坦相對論，狄拉克方陣算學，以及物質波、量子力學諸定律，都可同易方陣定律契合，此書一出，在易學界和科學界產生極大反響。他主張：“吾愿今之學者治《易》求諸物理，而治物理者求諸八卦。”治科學易者蔚然成風，蓋由此時開端。

二十世紀中葉，易學沉寂三十年（1949－1979）1949年后，對傳統思想文化實行批判繼承。直到60年代初，才在學術界掀起關于《周易》的一次學術討論。北京大學哲學系馮友蘭教授。率先發表易學論文，《易傳的哲學思想》（1960）、《易經的哲學思想》（1961）。接著任繼愈、李鏡池、李景春、高亨、繁星等紛紛響應，掀起了關于《周易》成書的年代。《周易》的性質，《周易》的哲學思想等學術討論。1961年李景春發表了《周易哲學及其辯證法因素》，接著發表續篇（1963），高亨亦發表《周易雜論》（1962）、新版《周易古經今注》（1962）。自1963年起。易學討論轉向《周易》研究的方法論問題。個別人物借口反對將《周易》思想現代化，著意把學術討論引向政治思想批判，傳布極左思潮，使這場易學討論迅速陷于夭折，留下極壞的思想影響。本來在易學討論中，學者們正準備整理出版自己的學術著作，如尚秉和《周易尚氏學》1963年編成，李銳地《周易探源》，亦于1963年編定，都未來得及出版，就被壓下，直到80年代才得以問世。1975年高亨《周易大傳今注》出版，可謂這一時期的代表作。由于學術界極左思潮作祟，學者們堅持“潛龍勿用”原則，易學研究實際上形成三十年沉寂的局面。個別學者仍在辛勤耕耘，熊十力的《乾坤衍》，是在1961年問世的，但在學術界并未造成影響。這一時期值得重視的是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的出土。不過關于《帛書周易》的校釋及研究成果，直到12年后才公之于世，當時并未形成研究熱潮。

20世紀晚期，易學空前興盛（1979-1999）

20世紀80年代，易學研究出乎意料地迎來了空前興盛的局面。1984年在武漢召開第一次中國周易學術研討會，1987年在濟南舉行第一次國際周易學術研討會，海內外同時掀起了“周易熱”。易學隊伍不斷擴大，周易學會和研究機構如雨后春筍迅速建立，易學著作、易學刊物紛紛出版，學術研討會年年舉辦，甚至一年多次舉行，易學研究不斷開拓新領域。易學的繁榮主要表現在以下諸方面：

一、《周易》今譯今注，百花齊放。

近十余年來，《周易》今譯、今注，不斷翻新。李鏡池《周易通義》（1981）、徐志銳《周易大傳新注》（1984）、高亨《周易古經今注》（1984年重版）是第一批注譯著作，為易學研究提供了急需讀物。1987年，同時有兩部新注本出版：宋祚胤《周易注釋與考辨》、沙少海《易卦淺釋》。此后，隨著“周易熱”的發展，陸續有新注譯本問世，黃壽棋、張善文的《周易譯注》（1989）、金景芳、呂紹綱的《周易全解》（1989）、周振甫的《周易譯注》（1991）、劉正、楊冰的《周易通說》（1991）、唐明邦主編《周易評注》（1996）。這批注譯本，其注釋的深度和精度都大有進步，反映了《周易》研究的新水平。劉大鈞、林忠軍的《周易古經白話解》（1989）、高占全的《周易與風水》、《周易傳文白話解》（1993），徐于宏《周易全譯》（1991）、鄧球柏《白話易經》（1993），陳德達、楊樹帆的《周易入門》（1999），為廣大易學愛好者提供了入門讀本。對易學普及工作作出重要貢獻。

新涌現了各種《周易》經傳注譯本，有的長于文字考訂，有的長于訓詁詮釋，有的長于理論評析，創立了《周易》注釋的新體例，對《周易》的思想文化內涵，作出多學科、多角度的詮釋。

二、人文易空前繁榮。《周易》的哲學思想，自“五四”以來，就深受重視。馮友蘭在致第一次中國周易學術研討會的《代祝辭》中，稱周易哲學為富有辯證思維的“字宙代數學”。“周易熱”中首先突出的是《周易》哲學思想。張立文《周易思想研究》（1980）、呂紹綱《周易閱微》（1991），張祥平《易與人類思維》（1992），羅熾主編的《易文化傳統與民族思維方式》（1994）、張吉良《周易哲學和古代社會思想》（1996）、唐明邦《當代易學與時代精神》（1999），都著力于剖析《周易》哲學，特別看重其以象數思維為特征的民族思維方式。李廉《周易的思維與邏輯》（1994）著力探討《周易》理論體系的邏輯問題。人們不再滿足于對《周易》哲學作唯心或唯物的性質判定，而深入探討《周易》所啟示的民族思維方法及其特色，探討其自然哲學、歷史哲學和邏輯思維的固有特征。《周易》美學思想受到重視，劉綱紀《周易美學》（1992）、王振復《周易的美學智慧》（1997），劉綱紀、范明華《易學與美學》（1997），對《周易》美學思想的掘發，填補了易學中的空白。

關于《周易》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學者們進行了多學科、多角度、多側面的審視和分析。劉大鈞《周易概論》（1986），宋柞胤《周易新論》（1982），王振復《巫術：周易的文化智慧》（1990），吳玄《易經半月通》（1991），胡道靜、戚文主編《周易十日談》（1992），郭樹森、張吉良主編《大道之源——周易與中國文化》（1993），羅熾主編《中華易文化傳統導論》（1995），翟廷晉《周易與華夏文明》（1998），周山《周易文化論》（1994），熊逸《周易江湖》（2006），蘆哲峰《周易本易》（2017），從不同角度闡述《周易》的文化內涵及其對中華傳統文化發展的貢獻。黃玉順《易經古歌考釋》（1995），發掘了周易卦爻辭中蘊涵的古代詩歌。程振清、何成正《太極思維與現代管理》（1993），周豹榮《周易與現代經濟科學》（1989），段長山主編（周易與現代管理科學）（1991），余敦康主編《易學與管理》（1997），對《周易》的經世思想、管理思想作了全面闡述，突顯了《周易》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借鑒意義。

《周易》和易學研究對現代化建設的現實價值，成為新時期易學研究的中心課題。安陽、廬山、西安等地多次學術研討會上，對此進行了深入深討。劉大鈞主編《大易集成》（1991）、《大易集要》（1994），《大易集述》（1998），段長山主編《周易與現代化》第一輯（1992）、第二輯（1993），《現代易學優秀論文集》（1994），朱伯主編《易學基礎教程》（1993）唐明邦主編《周易縱橫錄》（1986），鄭萬耕、趙建功《周易與現代文化》（1999），張吉良《周易通演》（1999），王炎升《周易經世學新論》（1999），都論述了《周易》和歷代易學思想，對新時期人們營建進步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有著古為今用的啟迪作用，對提高民族文化思想素質有著不可低估的價值。姜國柱《周易與兵法》（1997），為易學與現代化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尤其是北師大易學文化研究中心對于易學的傳播與弘揚起到了巨大作用，令人矚目。

1973年初，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周易》出土，1984年在《文物》上公開發表六十四卦經文，同時發表張政*《帛書六十四卦跋》和于豪亮《帛書周易》（1984），引起海內外極大關注，《帛書周易》研究，成為熱潮。鄧球柏《帛書周易校釋》（1987）、張立文《帛書周易注釋》（1992），韓仲民《帛易略說》（1997），是第一批學術研究成果。事隔10年之后，帛書周易傳文開始發表，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輯（1993）、第六輯（1995），朱伯昆主編《國際易學研究》第一輯（1995），公開發表《帛書易傳釋文》，共有《二三子問》、《系辭》、《易之義》、《要》、《繆和》、《昭力》六篇。從此，張岱年、饒宗頤、嚴靈峰、朱伯*、張政*、李學勤、余敦康、張立文、陳鼓應、廖名春、張濤等紛紛發表論文，掀起《帛書周易》研究新高潮。邵國軒《邵氏易數》（1998）對《梅花易數》的內容、結構、成書年代、卦序特點、學術淵源等問題都作了論述。1994年發現了楚竹書《周易》，經整理，2003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相關校注，參看丁四新著《楚竹簡與漢帛書〈周易〉校注》等書。

20世紀80年代。1980年《考古學報》上發表《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1984年為武漢召開的中國周易學術研討會提供論文《易辨—一近幾年根據考古材料探討（周易）問題的綜述》，首次提出“數字卦”問題，主張八卦符號沿于上古占籃記錄的數字符號。徐錫臺、韓仲民等辦發表論文闡述此觀點。為八卦起源問題開拓了新的研究方向。

三、科學易巽軍突起

《周易》同現代自然科學的聯系，不少當代科學家作了深入探討，力圖從易學思維中找到現代科學方法的微妙啟示。董光壁《易圖的數學結構》（1987）、李樹菁主編《周易與現代自然科學》（1990）、丘亮輝主編《周易與自然科學研究》（1993）、徐道一《周易科學觀》（1992）、顧明《周易象數圖說）（1994），焦蔚芳《周易宇宙代數學》（1995）、董光壁《易學與科技》（1997）、韓增祿《易學與建筑》（1997）、劉子華《八卦宇宙論與現代天文》（1989）、商桂的《易索》（1998）、邵國軒的《邵氏易數》（1998）、何世強《易學與數學》（1999），羅翊重《易經象數學概論》（1999）等著作。剖析了《周易》及其象數模式同現代數學、物理、化學、分子生物學、天文、地震等方面的關系，著重論述了《周易》的太極思維，陰陽觀念。對稱法則，互補原理等對于現代科學思維方法的啟迪作用，顯示了《周易》這一“宇宙代數學”的科學價值。與此同時，江國梁《周易原理與古代科技》（1990），鄔恩溥《周易——中國古代的世界圖式》（1988），黃壽棋、張善文選編《周易研究論文集》第四集（1990），劉振修《周易與中國古代數學》（1993）等著作，著重論述了《周易》對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天文、歷法、數學等方面的積極影響。

《周易》同中國傳統醫學、養生學關系尤為密切。召開過多次關于周易與中醫學學術研討會。鄒學嘉、鄒成永《中國醫易學》（1987）、楊力《周易與中醫學》（1989）、李浚川、蕭漢明主編《醫易會通精義》（1991）、劉杰、袁峻《中國八卦醫學》（1995）、黃自元《中國醫學與周易原理》（1989）、劉長林《易學與養生》（1997）等著作，對醫易會通思想、易學與養生法則作了全面而透徹的論述。《周易》與中國傳統風水文化的關系密不可分，多次舉辦關于周易與風水文化學術研討會，邵國軒《時尚健康人居堪輿法》（1999）、《邵氏易數》（1998）、《傳統風水與現代建筑》等著作，對易學思想與現代建筑風水規劃做了全面的論述。

科學易的巽軍突起，支持者、參與者大有人在，持批評態度者亦不乏其人。董光壁《易學科學史綱》（1993）對科學易與易科學作了正確介定，論述了易學與中國科學的三次高峰，分析了易科學的困境，提出了易學的科學再造等新思路。

四、象數易復蘇、易學史開卷。

80年代以前，象數易一直處于冷落局面。除尚秉和對易象有專門研究外，不少易學家表明他們的研究不及象數。義理易得到弘揚，象數易無人問津。80年代以后，情況逐步改觀，研究周易象數者，除一些科學家外，已有學者專門從事。錢世明《易象通說》（1989）、林忠軍《象數易學發展史》第一集（1994）、第二集（1996）、劉大鈞主編《象數易學研究》第一集（1996）等，對象數易的歷史與現狀作了探討，象數易同科學易的關系作了分析與展望。易圖亦隨之受到特別重視。歐陽紅《易圖新辨》（1996）、李申《易學與易圖》（1997）對易國作了深入研究，正確評述易圖在易學發展中的作用和價值。

在人文易、科學易、象數易大為興盛的學術氛圍里，易學史開始受到重視，并取得可喜成就。朱伯*《易學哲學史》一至四卷（1986－1989），對易學哲學發展作了全面系統的剖析，為易學史研究開辟道路，作出典范。廖名春等編著的《周易研究史》（1991），鄭萬耕《易學源流》（1997），亦對易學發展歷程作了簡明論述。李學勤《周易經傳溯源》（1991）、王興業《三墳易探微》（1998），對易學前史的評析，予人以深刻啟迪。

易學史上著名人物的研究，亦已初步開展。蕭漢明《船山易學研究》（1987）、梁紹輝《周敦頤評傳》（1994）、盧央《京房評傳》（1998）、邵國軒《邵雍評傳》（1998）、《邵雍全書注釋》（1999），是對古代著名易學家進行個案研究的第一批成果，為今后易學名家個案研究，開辟了廣闊領域，積累了初步經驗。

五、《周易》辭書蔚為大觀。

中國易學史上，80年代以前，沒有一部《周易》辭典。隨著“周易熱”的高漲，《周易》愛好者日益增多，人們普遍要求編撰可靠的《周易》辭典，以應初學及研究之急需。多種《周易》辭書應運而生。幾部辭典幾乎同時問世。蕭元主編《周易大辭典》、呂紹綱主編《周易辭典》、張其成主編《易學大辭典》、張善文編《周易辭典》，均于1992年出版。任華主編、盧叔度審定《周易大辭典》（1993）、朱伯主編《易學知識通覽》（1993）、張其成主編《易經應用大百科》（1994），為易學愛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易學知識，填補了辭書和易學史上的一大空白。新世紀初河北承德袁東峰老師對易學更是大力探索，用數學、哲學、國學等綜合自行研究，著述了《袁東峰講國學易學》等書籍，其中大部分將傳統文化和易學相互地結合了起來。

種種跡象表明，近代之前“《易》學”及與《易經》的思想闡釋和實際應用而形成的各類學術和實用知識，就已經傳入西方世界，但這種傳播基本屬于文化影響史的范疇。外來的文化影響，對于學術思想的發展當然有潛移默化的作用，不過還不能看作是嚴格的學術交流。西方人直到16世紀以后才對《易經》展開直接而系統的研究，最初的一批研究者就是來華傳教的歐洲耶穌會士。這一研究始于對《易經》原典和中國當時某些具有權威性的注釋本的深入的研讀，結果就形成一批由耶穌會士直接用漢文字寫作的《易》著。這確實是中西文化史上一種令人驚異的現象。與此同時，為了使西方人更好地理解中國思想及其古老的傳統，一些耶穌會士開始翻譯《易經》，法國耶穌會金尼閣的拉丁文譯本《易經》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易經》西語譯本，已佚失。隨后耶穌會士中宋君榮、雷孝思、顧賽芬都曾從事《易經》的翻譯，而以雷孝思的拉丁文譯本影響最大。將這一經典完整地介紹給西方世界，從此開始了《易經》傳入西方和西方《易經》研究的近代時期。16至19世紀期間，在華傳教的耶穌會士留下的易學著述，其數量相當可觀。除了拉丁文翻譯和研究著作，17世紀耶穌會士還留下了一批直接用漢語寫的《易》著，這批著作基本完好地保存在梵蒂岡圖書館和巴黎圖書館。他們在許多宗教、哲學和科學著作中，也不時對《易》及與易學相關的問題作出闡述。

傳教士白晉于1698年自法國返回中國，此后半生皆致力于對中國典籍中的象征作深入的探討。白晉在其一系列著作諸如《古今敬天鑒》(DeCultuCelestiSinarumVeterumetModernorum)、《易經大意》(IdeaGeneralisDoctrinaelibriYeKin)和一系列通信中表述了他的形象主義理論。這種理論可以大致歸納為兩個方面：

白晉認為《易經》及中國古史以“先知預言”方式表達了基督教教義。他在1700年11月8日致萊布尼茨的信中不無得意地宣稱：“今年我曾經應用同樣的方法繼續對中國古籍進行研究，幸而有些新的發現。……幾乎完整的一套圣教體系，即在其中……。極大的神秘，如圣子的降生，救世主的身世與受死，以及他宣教的圣工（對世人）所起的重大作用，這類似預言性的表現，在珍貴的古代中國哲學巨著中，亦隱約有跡可尋。當你看到這無非是聯篇累牘的虛無與象征的詞語，或者真理新定律的讖語時，你的驚奇程度當不在我下。”

白晉試圖通過揭示“數學中的神秘”的方式來證明《易經》為以色列祖先所遺留下來的圣典。他說：“《易經》數字的神秘，似與畢達哥拉斯、柏拉圖、埃及猶太哲學中的神秘數學相呼應，此秘密是由第一個祖先給其后代的，雖然后來消失了，但必然是來自造物主之神秘啟示。”由此他得出結論“在八卦中可以看出創世及三位一體之奧秘”。

傅圣澤作為白晉的合作者，對形象理論亦加以發揮。他于1711年來到北京，協助白晉編寫《易經稿》等易著。傅圣澤未到北京之前，就已加入形象學派。傅圣澤通過《易經》等典籍來了解中國古史。他認為，在中國文字中亦含有很多的象征意義，其來源為以色列十二支派及其基本的基督教義。他將《周易》之“周”解釋為宇宙，可衍申為洪水后保存于諾厄方舟中最早世界記錄及普世教訓的寶庫；而將“儒”解釋為“人”、“需”兩字合成，需原意為期待；又解釋《易》之需卦，謂需乃從天而降之云彩，此乃符合《圣經》所載神乘著云彩從天降下；孔丘之“丘”字則被解釋為“亞當厄娃的象征”。厄娃，今譯夏娃。

劉應，字聲聞。他于1687年同白晉一起抵華。先后在北京、南京、廣州、陜西等地傳教。劉應精通漢語，涉獵了許多中國古籍，對《易經》作了深入的研究。他與康熙太子相善，據說有一次皇太子翻開《書經》的一章，劉應即取讀之，并解釋其義，毫不費力。太子奇甚，連聲說“大懂”，并贈給題上贊語的絹本《書經》。劉應是最早對《易經》進行注釋的耶穌會士之一，他對《易經》所作的注釋被附在宋君榮《書經譯本》之后，并被輯入《東方圣經》（livresSacresdeI’orient）。在對《易經》的理解上，劉應在許多地方與白晉的觀點相異。由于在“禮儀”問題上，他與同會其他教士意見相反，支持了教皇的主張，他的著作也由此而得到羅馬教廷的賞識。劉應對卦作了不同于白晉的解釋，認為卦象符號是伏羲創造的，過去許多書之所以對卦的符號作不同解釋，是因為時代和作者不同。

16世紀后期到18世紀末二百余年間，在華傳教的耶穌會士留下的《易》著及與易學相關的著作，其數量相當可觀，并就與易學相關的宗教、哲學和科學問題展開闡述。從易學史的觀點看，明、清之際在華耶穌會士的易說，無疑是中國本土易學演進的一個相當獨特的組成部分，構成該時期多元化易學的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流派。

易學